在学界,傅斯年混得是风生水起;在政界,也同样是游刃有余。
1946年初,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知道傅斯年的臭脾气,对蒋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不相信,请他做官他难道还有不乐意的,你们去劝劝他吧。
然后说客就去劝,傅斯年死活不答应。蒋介石没辙,只好去找胡适干,胡适有点动心,傅斯年就写信给胡适,劝他不要去:一入政府,就没了说话的自由,也失去了说话的分量。
并说道:“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不是自降身份吗?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即便这样不给面子,也不妨碍蒋介石把他奉为“座上宾”,还时不时地请他来总统府吃个便饭,商议国家大事。
有一次代总统李宗仁要来台湾,蒋介石跑去机场欢迎,在机场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满朝的文武站在旁边,傅斯年却坐在蒋介石的旁边。不但坐着?还翘着二郎腿,捏着大烟头,一边抽,一边对着蒋介石指手画脚。
连李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
终其一生,傅斯年都追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却从始至终都秉持着“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参政,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责任,尤其是民族危难的关头;不从政,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那才是文化自信的年代,在强权面前,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文化人的自信和尊严,不为所动、终不低头。
(傅斯年与蒋介石)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赶走两任行政院长
傅斯年的厉害之处,还不在这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赶走两任行政院长了。
1938年傅斯年就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真正发挥起知识分子“参政而从政”的作用来,对于孔、宋家族掌控民国政权、贪污腐败的现象,傅斯年深恶痛绝。
这一年,傅斯年两次致函蒋介石,揭发行政院长孔祥熙腐败、贪污问题,并从才能、威望、用人、外交、礼教等五个方面历数孔祥熙德不配位,蒋介石不为所动。
1941年,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和女儿孔令俊竟用营救在香港的社会名流和学者的专用运输机用来运输自家的家私和洋狗,致使陈寅恪、何香凝等名流滞留香港,此举激起社会义愤,傅斯年更是忍无可忍。
要想扳倒孔祥熙,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傅斯年开始着手收集。功夫不负有心人,傅斯年终于找到孔祥熙等人参与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的证据。
据程沧波回忆:“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
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再次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并指着孔祥熙的鼻子骂道:“我们法院见!”
此举让蒋介石大为紧张,为了平息此事,还亲自请傅斯年吃饭。
蒋介石说:“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
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也不能这样说!”
就这样,孔祥熙被赶下了台,由宋子文接任。
然而,宋子文依旧是劣迹斑斑,傅大炮又将他的炮火对准了宋子文。
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公开撰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文中写到:“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
这之后,傅斯年再开两炮,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连轰宋子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像当年孔祥熙一样,卷铺盖走人。
或许,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产生如此有骨气、有气节又不怕死的知识分子吧,他用行动践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尊严。
小钢炮气死傅大炮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此时,国民党的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
到达台湾后的傅斯年不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邓广铭回忆:“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话,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
1950年12月20日下午2时,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回答关于教育行政方面的质询。
下午5点40分,以好勇斗狠著称的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问题:“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该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
此事看起来虽简单,却及其敏感、复杂,台大已尽最大之努力,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失意政客,以各种手段向台大施压。
傅斯年极其恼火,却又不得不再次登台讲话,对郭的狂妄和无知予以反击:“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大约6时10分,傅斯年走下讲台,“教育部长”陈雪屏见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赶紧上前搀扶,傅说了句:“不好!”便晕倒在陈雪屏怀中。
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等人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为脑出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
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双眼,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终于苏醒。医师赶忙过来,按了下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双眼。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的学者、名流、官员陆续涌来,包括于右任、陈诚、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钱穆等。殡仪馆几乎无立足之地。
记者于衡回忆道:“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蒋介石亲自为其撰写挽幛:“国失师表”。
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傅斯年的成就功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为之肃然铭记。
或许国民党大佬于右任的挽联是对其一生功绩最好总结:“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