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要求美国企业7年之内禁止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中兴A股、H股双双停牌，其美国供应商的股票也出现大幅下跌，严重者跌至30%以上。

结合前几天的中美之间的关税战，许多人认为在核心器件上严重依赖美国厂商的中兴或将成为中美两国贸易战下的牺牲品。芯片是我国企业之痛，伴随着中美两国贸易不断冲突，禁“芯”或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生严重的影响。

4月18日晚，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YOCSEF主席苗启广和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YOCSEF前任主席韩银和主持下，CCF YOCSEF（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紧急举办了“生存还是死亡，面对禁‘芯’，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怎么办？”特别论坛，针对此事件反映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展开讨论。

禁“芯”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网络上对此次事件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中兴通讯被惩罚是它失信在先的必然结果；另一种认为中兴通讯只是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牺牲品。

曾在中兴通讯工作16年，如今是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开发、国际保护和市场运营工作的王加莹博士认为从贸易斗争上来讲，这件事本质上只是国与国之间贸易斗争的一种演化形式。

王加莹博士在中兴通讯工作的16年时间里见证了中国产品走向国际的整个过程。他认为最初贸易斗争是以关税壁垒的形式进行，随着中国加入WTO，从法律原则上我们是消除了关税壁垒，国家之间可以实现自由贸易。中国企业进入国际之后，熟悉WTO原则以后充分运用了这些。此后，中国的企业遇到了知识产权问题，例如华为刚进入美国市场时就面临许多专利上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国企业技术的发展，通过参与国际标准，中国企业拥有了较多的专利，所以如果现在国外再拿知识产权说事，已经不好使了。但是由于WTO原则中涉及到军事、国家安全、民主宗教、环境自然等方面有所谓的“安全例外条例”，所以国家可以拿这作为贸易斗争的手段。此次美国惩罚中兴，理由就是它向伊朗卖器件，这只是为贸易斗争找的一个理由。惩罚只是手段，最终追求的目的就是贸易上的平衡。而事实上，斗争的手段还有很多，并不一定会限制在芯片领域。所以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在这些斗争手段上，而是怎样建立起更好的贸易渠道和贸易格局。

针对中兴通讯作为企业是否失信的问题，王加莹博士认为行政法规是一个国家的行政机关来执行的，所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合规这取决于国家的利益和目的。因此中兴有否执行对 35 人减薪并不是重点，当一个大标签贴过来的时候，它总会给你设置很多条件去惩罚你；没有规定可以制造规定，没有麻烦可以制造麻烦，一切都是为了目的。所以，本质上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解决的途径不在于一个企业。

禁“芯”之后，生存还是死亡？

王加莹博士还认为，“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其实结论是很清楚的：肯定是生存，而不可能是死亡。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产业受到许多制裁，从来都没有死亡过；另外从贸易角度来讲，贸易最终追求的结果是平衡，是兼容互利。当然在目前中兴通讯肯定会存在一些困难，这也是一个调整期。

并行科技总经理、YOCSEF 副主席陈健博士同样认为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未必是坏事。他以亲身经历举例说，2015年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四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禁售英特尔“至强”芯片，其背景就是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的桂冠。但禁售丝毫不影响我国超算继续蝉联第一，甚至我国随后研制出了全国产芯片的“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不一定不是件好事情。

另一方面，芯片技术的短缺只是我国高新技术落后的一个缩影，放在整个高新产业大环境中，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胡伟武指出：第一，我们应当加大自主研发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正如芯片一样，只有将技术应用起来，才能够不断进行迭代和完善。第二，应当努力去打通技术链，做到即使每一个局部都不如国外的情况下，仍能够在整个技术链中获得优势。例如苹果的CPU性能不如英特尔，但它在技术链上的优势却能够让它霸占手机市场。第三，我们应当发展自主研发的平台。对于传统平台，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同时我们也应打造自己的创新平台，类似现在的打车平台，我们也可以开发在交通、能源、电信等领域（例如飞机、高铁、发电站）的平台。

中国芯片发展不起来，原因是什么？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介绍，目前我国在CPU芯片上相比国外要落后两代，而且多年以来，我们并没有任何能够追赶上的迹象。那么中国芯片发展不起来原因何在呢？

李国杰院士认为，这既不是芯片企业不努力，也不是国家在芯片领域投入少，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国产芯片没有机会投入到市场中实用，从而进行优化迭代。芯片（尤其是通用芯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不是说投入多少钱或者掌握了某项技术就能够弯道超车的，而是需要长期积累和持续迭代。因此李国杰院士建议，一方面我们要有一定的意志，不能左右摇摆，要有耐心多一点时间看效果，尽管芯片难做，但是经过企业努力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在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国产芯片在市场中的使用，让它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李国杰院士以及其他多位学者也同时指出我国在基础研究方向的人才稀缺，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目前国内只有一些“985”高校才真正有能力培养出研制芯片的人才，一般省级学校很难做到这点。针对这个现状，李国杰等学者提出应当加强在计算机系统结构方面的教育投入。其次，目前国内的考核体系以论文数量为指标，整体而言做芯片相比于做人工智能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会更多，因此这对做芯片的学者来说极为不利。此外薪资的不平衡也是导致从事硬件研究人员偏少（甚至很多原本从事硬件的人才流向互联网/人工智能）的一大原因。

美国给我们上了一课

不得不说，这次中兴禁“芯”事件，给整个中国的人民上了很深刻的一课。

CCF秘书长、YOCSEF创始人杜子德先生认为，我们过去对基础研究（特别是核心基础研究）不够重视，让许多关键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别人（例如WPS被Office冲垮），而近几年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国人开始出现骄傲自大、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不断去炒作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概念，甚至出现要从中小学开始人工智能课程。这是极为不对，且需要改正的。

胡伟武研究员向雷锋网等媒体表示，当年俄罗斯和日本的GDP都曾像中国现在一样达到了美国的70%，但由于打压，现在都已经衰弱了。我们中华民族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背景下，很难逃过这一遭，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抛弃幻想，认真评估中美两国关系一旦恶化会对我国产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同时去制定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做到“居安思危”。

曾经是天河2号超算英特尔支持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的何万青博士提出：无论是否愿意，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科技企业和学者就必然有家国属性，不能忘记家国情怀。